为什么巡逻工作必须以刑事警情为重要依据？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巡逻防控工作，提高打、防、控整体功能，实现发案少、秩序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工作目标。结合辖区治安实际，坚持以巡为本、以防为主、以控为先、打防结合、群防群治、专群结合的方针。
按照全面布控、突出重点、攻防兼备、整体联动的原则，大力整合各种巡逻力量，构建了以特警大队为骨干，各派出所为平台，各社区和单位内部巡逻队为基础，分局指挥中心统一指挥的动态巡逻防控网络，以及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巡控网络运行机制。
扩展资料：
注意事项：
巡逻人员在一定时间内，按指定路线，进行有规律的往返巡视和检查。即巡逻人员从A点出发到B点，然后再由B点沿原路返回A点，进行顺线和逆线有规律的巡逻。
巡逻人员在其责任区域内根据巡逻任务的需要，自由选定巡逻路线，往返曲折地进行巡逻。这种巡逻方法有利于调动巡逻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且不易被了解、掌握，又便于将易出问题的部位纳入巡逻人员的视线。
在巡逻中，根据具体情况，巡逻人员交叉使用定线巡逻和乱线巡逻的方法。这种方法使用得好，更有利于对时空的控制，更能达到全方位防范的效果。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智慧新警务守护社会平安（法治头条·平安中国调研行②）
以破坏敌方计算机和网络系统为主要作战样式的特殊战斗是什么
网络战
网络战是一种黑客行为，它通过破坏对方的计算机网络和系统，刺探机密信息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
20世纪70年代初，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开始迅猛发展。80年代，计算机网络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普及。1983年，计算机病毒首次试验成功。1988年11月，莫里斯病毒的出现，证明了计算机网络的脆弱性和可被攻击性。计算机病毒的流行及其巨大威力引起了许多国家军方的关注，并用于军事目的。9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一个计算机病毒的研究组织，研制具有大规模破坏作用的恶性计算机病毒，作为计算机网络战的辅助手段。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军首次实施了计算机网络战，利用网络战手段打击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网络信息指挥控制系统，使南联盟的信息资源与作战效能受到重创，对达成空袭目的起到了重要作用。南联盟和俄罗斯“黑客”也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网络系统发动了连续攻击，使北约的通信控制系统、参与空袭的各作战单位的电子邮件系统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损失，部分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受到破坏。由于网络战的巨大威力和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愈加显著，世界发达国家纷纷开始组建网络战力量，美军成立了网络司令部。网络战关键技术和理论研究受到高度重视，网络威慑、网络攻击理论与实践得以发展。有些国家已培养了高水平的网络战人才，并开发出许多破坏能力很强的病毒及攻击性网络战武器，网络战进入飞速发展时期。网络战以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为主要目标，以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为基本手段。主要包括网络对抗侦察、网络攻击和网络防御。网络对抗侦察，是使用计算机和网络等信息技术手段，获取敌方网络中有利于网络攻击的信息。网络攻击，是在网络空间采用计算机和网络通信等技术手段，利用、削弱和破坏敌方计算机网络系统。网络防御，是在网络空间主要采用计算机和网络通信等技术手段，保护己方网络系统，对抗敌方的网络攻击。网络战主要特点有：作战力量广泛，可以涵盖所有精通网络技术的人员；作战手段专业性强，且技术更新快，需要网络战人员平时不断地学习和积累；互联网的开放性使作战目标平战模糊，作战空间延伸至全球；作战模式非对称，作战进程具有突变性。网络战通常由网络战指挥机构制定网络战总体计划。对目标网络的侦察、情报搜集行动，主要采用分散指挥。网络攻击比较敏感，须集中授权统一指挥，运用各种手段，一举达成攻击目的。实施网络战过程中须谨慎选择作战目标，防止无限制地扩大作战范围，使战争升级。实施网络战，应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用国际法和国家间公约限制和规范网络战行为，防止因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而造成外交上的被动。同时，要增强安全意识，加强安全管理，强化安全措施，确保己方指挥网络正常工作。未来作战，网络空间将成为重要的战争空间，网络战力量成为军队的重要作战力量，网络领域斗争可能成为重要的战争诱因，网络武器的技术等级和系列化程度将更高。
如何正确认识信息化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
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制胜。农业时代以冷兵器和体能制胜，工业时代以机械化兵器和技能制胜，信息时代以计算机、网络和智能制胜。机械化战争中军队的机动能力空前提高，火力空前增强，战争的规模也空前扩大，新的制胜因素成为钢铁产量、火炮口径、飞机、舰艇和坦克的数量及操作这些钢铁兵器的勇士们的技能。20世纪后半叶起，由计算机、通信卫星和全球网络带来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导致战争方式的彻底改变。1991年的海湾战争，从机械化战争的标准看，伊军与美军的装备差距不是很大，但瞬间一边倒的结局让全世界看到了信息优势所带来的全新的战争制胜要素。此后十多年进行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则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一点。
新的制胜因素的出现，必然给国防建设提出一系列的挑战。这种挑战表现为一是制胜优势的转型，制信息权成为超越制空权、制海权的新的制高点。二是信息技术优势导致战场全维领域的透明，夜战、电子战、侦察与反侦察成为贯穿战争始终的要领。三是“非线性”、“非对称”、“前后方界限消失”、“战略战术概念模糊”等新理念扑面而来，武器装备的“代差”甚至“隔代差”的出现，“超视距作战”、“远程精确打击”、“网络中心战”等全新战法的出现。四是信息化推动军事组织结构不断创新，指挥机构趋向简捷，陆海空三军的区分趋向模糊。五是人的智能得到极大扩展，信息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人类充分利用智能空间。纵观百年世纪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机械制胜还是信息制胜，说到底都是物化了的人的综合素质的较量。没有高素质的军人，既打不赢机械化战争，更打不赢信息化战争。 面对信息化所带来的这场变革，我们应当看到这既是挑战，更是历史的机遇。我们必然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创新思维，竭尽全力，加速以武器装备和人才队伍为核心的军队信息化建设，以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实现伟大祖国的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始终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广泛开展信息时代的人民战争 “积极防御”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信息化战争中，这一方针的核心是“积极主动、攻防兼备”。其基本要点是：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利用和平时期，加强战争准备，宁可千日不战，不可一日不备，防患于未然；当敌方蓄意挑起事端时，迅速作出反应，以积极的攻势行动，消灭入侵之敌；战前充分准备，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因此，“积极防御”的方针战略在应对信息化战争中，仍然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并赋与了新的内容，我们必须始终坚持。 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必须正确估计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军事行动的有效性，把握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威慑”与“用兵”的关系。威慑，是指以军事力量辅以多种手段避免和制约战争的发生；用兵，则是以武力达成战争目的。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相互区别。威慑也包含用兵的内容。因为只有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更有效地遏制战争。但赢得战争并非必须用武力手段，可以强大的威慑力量达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从而遏制战争的爆发，同样可以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我国正在致力于经济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从这种意义上讲，制约战争显得更为现实和重要。然而，当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比如说台湾当局要宣布独立的情况下，而采取非军事行动又不足以解决问题时，采取武力手段则是势所必然。 二是“后发制人”与“先机制敌”的关系。“后发制人”即绝不首先对任何国家使用武力，这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先机制敌”则强调军事上应预先创造和把握有利战机以求得主动，这是由信息作战的特点决定的。由于信息化战争具有发起突然、进程短暂的特点，如拘泥于一般的防御原则，就将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而自己就将陷入被动地位。因此，“后发制人”不能理解为“被动还手”。
同时，我们还应研究与信息时代相对应的人民战争，用广泛的人民战争取得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胜利。
提高对信息化战争的全面认识，增强信息制胜的思维意识
(一)提高信息作战能力是争夺信息化战争战略主动权的需要 面对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世界各军事强国已把关注的重点聚焦到信息战上，把军队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加强以数字化信息系统为中心的质量建设上，以极大地提高整体战斗力，谋求21世纪的战略主动权，形成了以争夺信息优势为主要标志的新态势。为了迎接信息化战争的挑战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夺取新世纪战略主动权，我们必须把军事战略调整到打赢信息战上。因此，大力加强信息战研究。积极推进我军数字化部队、数字化战场建设，努力提高我军信息化水平和信息作战能力，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十分紧迫和重大的历史责任。
(二)提高信息作战能力是军事斗争准备的客观要求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主战武器信息化、指挥手段自动化，信息系统已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关键要素，制信息权已成为敌对双方争夺的制高点，信息化已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特征。这就清楚地表明，我军未来面对的战争，是核威慑下的信息化战争。因此，把军事斗争准备定位在打赢信息化战争，加强信息战理论和数字化部队、数字化战场建设，提高我军的信息战能力，是军事斗争准备的正确选择。适应这一客观要求，就从根本上选准了提高部队作战能力的突破口。
(三)提高信息战能力是军队质量建设的重大依据 从军队质量建设的战略需求来讲，军队质量建设是以战斗力为标准的，并最终通过作战实际来检验。从根本上说，信息化战争的客观需求决定着军队质量建设的方向。从推动军队质量建设的强大动力来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正在广泛渗透于战斗力的诸要素之中，对战斗力的生成和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以至成为战斗力的新的增长点和质量建设的强大推动力。这就要求我军在加强质量建设上，必须坚持科技强军战咕，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推动作用，不断提高我军官兵的素质和武器装备的高科技含量，从根本上提高打赢信息战的能力。
2017年特朗普以什么为基础

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网络空间战略；“美国优先”；大国竞争；网络空间治理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8.004
2017年特朗普执政之初，基本沿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网络政策，如加快联邦政府网络系统升级、加强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以及国家网络安全综合能力等。然而，网络空间战略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随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而经历了重大转型和突破。在2018年9月发布的《国家网络战略》中，[1]特朗普政府将维护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优势与在科技生态中的影响力摆在了更突出的位置，并且在“美国优先”与大国竞争思想的引导下对网络空间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从后续的一系列网络空间战略和政策行动中不难发现其日渐激进的趋势，这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和大国关系未来走向的影响不可小觑。为此，有必要对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全面深入地进行梳理，对其战略转变的思想根源和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判断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调整造成的国际影响。
特朗普政府网络空间战略的重心与特点
特朗普执政以来，先后通过总统行政令、战略文件、国防预算法案等政策文件对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进行重塑和调整。例如，特朗普政府突破奥巴马政府对网络行动边界的划定，将现实世界中大国竞争这一传统安全问题引入网络空间，并以此为由积极打造进攻性网络力量。具体来说，特朗普政府网络空间战略的重心与特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加强网络威慑和进攻性网络能力建设
早在2011年7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首份《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就已将网络空间视为与陆、海、空、天并列的美军“行动领域”。[2]2017年9月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要求特朗普政府加强网络和信息作战、威慑和防御能力，并要求在网络空间、太空和电子战等信息领域发展全面的网络威慑战略。[3]由此，美国在网络空间的行动方式开始发生激进转变。
美国网络空间行动方式的转变由三部政策文件推动完成。一是美国《国家网络战略》。在“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指导下，该战略概述了美国政府将如何处理网络问题的广泛愿景，并强调对实施网络攻击的对象施加“迅速、代价高昂和透明的后果”的重要性。二是2018年版的《国防部网络战略》。该战略强调军方应当“在威胁到达攻击目标之前”将其遏止，甚至可以采用“前置防御”（Defend Forward）的战术来摧毁美国境外的“恶意网络活动源头”。[4]三是2018年8月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的关于“美国网络行动政策”的第13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5]该备忘录旨在简化国防部发起进攻性网络行动的审批程序，使国防部长有权在紧急情况下立即发起网络空间军事行动。[6]上述三部政策文件扭转了奥巴马时期相对“克制”的网络行动纲领。美国网络力量的行动策略从主动防御转变为“前置防御”，即通过先发制人的网络攻击来威慑对手，并让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报复性网络力量感到惧怕。[7]特朗普政府还赋予美国网络力量在网络行动领域更大的权限和行动范围。美国国会中的两党委员会——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Cyberspace Solarium Commission）提出了“分层网络威慑”（Layered Cyber Deterrence）的构想，进一步细化了在应对包括中国、俄罗斯等战略竞争对手和其他挑战时应采取的威慑手段。[8]这一公开的网络威慑战略体现了美国网络安全战略一直以来的特点，即通过公开透明的战略文件对敌对势力的进攻意愿进行“战略威慑”，从而降低其受到威胁和攻击的可能，保护美国本土及网络空间的安全。[9]
此外，特朗普政府在推进网络实战化方面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不断加大对进攻性网络力量建设的投入。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将原本隶属于战略司令部的网络司令部升格为联合作战司令部，使之成为国防部下辖的十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网络司令部在指挥权限和资源投入上获得了大力支持，从规模上也得到了极大提升，组建了133支网络任务部队。此外，为支持网络行动和开展网络防御，美国陆军于2017年8月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网络空间后备力量动员工作，组建新的网络特种部队为网络司令部提供关键支撑。[10]网络作战司令部成立后，积极参与多军种的联合演习以适应战场环境，在“多域战”联合作战理念下配合其他军种的作战行动。[11]2019年7月，国防部发布2018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概要，提出要实行“一体化军事战略”。[12]除传统的陆、海、空之外，联合部队及指挥官也必须高度重视“网络空间的多样化”，为网络部队转型提供宏观思路。[13]在2020年2月特朗普向国会提交的《2021财年国防预算法案》中，2021年投入网络空间领域的预算将高达98亿美元，较2020年的96亿美元有所增长。[14]值得注意的是，预算法案要求美军必须将网络作战能力整合到联合军种的计划和作战中，以增强美军的军事优势。
二、强调国内基础设施安全
特朗普上任后，继承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系列网络安全政策，如延长了奥巴马政府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黑客入侵、重大拒绝服务攻击、大规模经济黑客入侵、选举系统黑客入侵等网络攻击的制裁行政令。[15]但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基础设施安全方面的政策更为全面和深入。
2017年5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题为“增强联邦政府网络与关键性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的总统行政令。该行政令从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联邦政府信息系统安全和国家安全三个层面来制定相应的网络安全政策，拉开了美国全政府范围内的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和政策部署的序幕。根据该行政令，美国各个政府机构都必须有效管理网络安全风险并对自身的网络安全工作负责。此外，行政令中强调要通过实现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来加强联邦计算机系统的安全。[16]
美国肆意指责一些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友发起网络攻击。图为2018年7月14日，时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科斯特珍· 尼尔森在费城举行的一场会议上重提“ 俄罗斯针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发动网络攻击”。
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国土安全部设立了由部长直接领导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专门负责保护美国本土基础设施免受物理和网络威胁，并协调各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2019年9月公布的CISA首份《战略愿景》（Strategic Intent）报告，强调该机构将领导和协调全国公私部门开展包括风险评估、应急处置、复原力建设和长期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自此，美国国内的网络安全事务，包括由私营部门负责和运营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都由国土安全部统一领导和部署，形成自上而下、从联邦到地方、从政府机构到私营部门的全面覆盖。值得一提的是，该机构还将“中国、供应链与5G”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称“中国以及中国公司在包括5G技术在内的供应链中对美国构成持续威胁”。[17]
三、以“泛网络安全化”服务大国竞争
自特朗普政府2017年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战略竞争对手”的话语就出现在多个网络战略文本和政策文件中。尤其是《国家网络战略》《国防部网络战略》两份文件，不仅继承了《国家安全战略》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还进一步将“竞争对手”作为目标和对象，制定更为积极甚至激进的应对策略。例如，美国《国家网络战略》就在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两个层面都强调由“战略竞争对手”造成的“威胁”：“在经济上，中国通过网络经济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使美国蒙受数万亿美元的损失。”[18]同时，在安全上，肆意指责一些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友发起网络攻击。在当前美国网络安全政策实践中，网络安全不仅仅是大国竞争的一个领域，更成为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其他领域开展大国竞争的手段。美国正通过将其他问题“泛网络安全化”服务大国竞争。
第一，服务政治议题。美国通过在网络安全议题上采取过度政治化的立场，将网络安全作为抹黑和打压竞争对手的政治筹码和工具，如以黑客“干预大选”为借口对俄罗斯发起制裁。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后，这一方面的趋势愈发明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2020年6月在演讲中妄称“中国政府正随意使用黑客技术来盗窃美国的商业和个人信息，并且他们同时动用了军方和个人黑客”。他列举了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的各种手段，如限制华为公司在美国的商业活动、将中国政府机构和公司列入制裁名单、限制相关学生签证等，并称“将和盟国及伙伴国一起抵制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人民、美国政府和美国经济的操纵以及对美国主权的侵蚀”。[19]
第二，服务经贸谈判。美国将黑客攻击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作为对外贸易谈判的标准内容，以网络安全问题博取谈判筹码。例如，在2017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重新谈判正式开启之前，美国互联网企业在8月9日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写信，希望借助NAFTA重新谈判的机遇，从北美地区开始重构、整合现有国际网络安全规则体系，从而确保美国企业在数字贸易时代的利益。[20]在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美方也将一系列与网络安全相关的议题纳入其中，包括针对华为的禁令、网络盗窃知识产权问题以及中国《网络安全法》所涉及的数据本地化问题等。
第三，服务高科技领域大国竞争。美国以基础设施安全为由出台各种制裁和限制措施，打击竞争对手的领军企业和实体。例如，美国于2018年通过《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外国投资风险管理现代化法案》，在技术出口路径上针对“新兴与基础技术”设置更为严苛的限制，从立法层面构筑了技术出口和投资的高壁垒。[21]美国商务部以妨害美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安全为由将中国企业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企业对其出口产品与服务。2019年5月，特朗普总统发布《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令，该行政令授权商务部对特定国家和外国供应商的电信产品及服务的交易活动实施禁止、暂缓或取消的措施。[22]2020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通过的《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案》明确禁止联邦资金用于采购华为、中兴等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企业生产的设备，以此保护美国的通信基础设施。[23]
四、开展创新型网络安全技术研发
2020年3月，美国国会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发布最终报告，将美国当前处于网络空间大国竞争不利地位的原因归结为网络安全技术优势的丧失。报告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以往美国政府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力，美国政府通过资助国家实验室和高校科研项目，以及通过国防订单推动新技术研发等方式来实现技术创新和进步，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将原本倾注于技术研发的资源转向了制造业和采掘业。[24]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在开展创新型网络技术研究方面出台了多项政策，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技术创新加强美国的网络攻防能力建设。
作为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国防部在支持网络安全技术研发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显示，美国国防部将重点开展区块链技术的潜在攻击和防御性网络应用。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技术加速器（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y Accelerator）项目于2019年5月正式更名为国家安全创新网络（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Network）项目，并由负责研发与工程技术的副部长直接领导。该项目旨在引进美国高校和私营部门的技术人才，建立一支国防技术创新队伍以解决事关国家安全的各类问题。[25] 2019年6月，国防部发布《数字现代化战略》，指定了人工智能（AI）、云计算等需要优先发展的技术领域，并提出四大目标任务，包括以技术创新谋求优势，提高效率和能力，维护网络安全以实现灵活、有弹性的防御态势，培养数字人才。[26]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国防部重新成为技术研发和创新的重要支持者，包括对私营部门和商业领域技术创新的支持。
在联邦政府层面，2019年12月，总统行政办公室（Executive Office of President）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及其下属机构联合发布了《联邦网络安全研发战略计划》（Federal Cybersecurit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这份计划确定了四项需要增强的网络防御能力（即威慑、保护、侦测和响应能力）和六个网络安全研发的优先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值得信赖的分布式数字基础设施、隐私保护、安全的硬件和软件以及教育和人才发展），并将此作为联邦网络安全研发活动和投资的重点。[27]同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主导未来产业》战略规划，明确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量子信息科学和第五代移动通信作为决定美国未来命运的四大高端产业领域。总体看，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创新技术研发，从国防部到联邦政府都设立了明确的技术创新领域和范围更广的公私合作模式。
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调整的动因
随着网络空间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领域的融合趋势不断加快，政府维护网络安全和治理网络空间的能力不断面临新的挑战。网络空间中的大国博弈逐渐白热化、数字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日益高筑，以及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等痼疾依旧，是推进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羁绊。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优先”原则和对美国当前重大挑战的判断出台了《国家网络战略》，并在该战略指引下搭建了网络空间战略的基本框架。“美国优先”原则与美国对威胁认知的变化是特朗普政府调整网络空间战略的主要动因。
一、“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的网络空间战略转向
作为特朗普竞选话语的主旋律，“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成为其所有战略宣言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就“美国优先”原则的历史来看，它提出的时机往往是美国与世界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其最终目的不是要背弃全球化或回到孤立主义，而是要追求以更低的投入和更高的回报来介入国际事务，为美国获取长期战略利益。[28]从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措施来看，这一指导原则得到了彻底的践行。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在视野上更为集中。特朗普秉持美国利益至上的理念，将提高国内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作为优先事项，淡化美国在国际合作与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并进一步强调坚持“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来捍卫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安全与利益。相比而言，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网络空间战略既强调国内网络安全，又强调国际合作，突出美国在网络空间国际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同时还坚持维护繁荣、安全和价值观这三大美国核心利益。[29]特朗普政府则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将美国的战略优先事项明确为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两个方面，其《国家网络战略》中的四大目标也可概括为保障网络安全和促进经济繁荣两个方面。
第二，特朗普淡化对“互联网自由”等价值观的追求，在网络外交政策上的投入大幅缩减，国务院在网络空间事务决策中的地位遭到大幅削弱。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侧重于通过互联网议题来进行公共外交，以推广其所倡导的“自由的互联网”理念。因此，奥巴马政府在国务院设立网际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由网络安全领域资深专家克里斯·佩因特（Chris Painter）任协调员。特朗普上台后，其首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W. Tillerson）于2017年8月宣布关闭成立6年之久的网际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将其部分职能转至经济暨商业局（EB）。特朗普政府对传播民主与自由价值观并不重视，而是强调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行美国主张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就成为网络外交的使命。[30]完成这一使命的主要手段就是在网络安全与经济繁荣上占据优势，以此为国际社会作出表率，并潜移默化地改变其他行为体。因此，特朗普政府对国务院开展网络外交的投入大幅缩减，一系列旨在推动“网络自由、开放”的项目也被严重边缘化。
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特朗普政府转变了前任政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做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引领者的思路，转而加强国内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强调以安全与经济繁荣为抓手推动建立以美国主张和利益为先的国际规则。
二、“大国竞争”话语下的威胁认知变化
特朗普政府网络空间战略转向的另一重要推动因素，是美国战略界对当前美国面临威胁的认知产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的产生源于两方面原因。
第一，美国在网络空间大国中的相对优势被逐渐削弱，引起了美国战略界的警惕。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高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追赶步伐不断加快，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快速拉近，军事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实力差距也在不断缩小，由此美国战略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焦虑。[31]此外，网络安全的不对称性更加突出，防御难度大幅增加，[32]也间接削弱了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优势地位。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俄罗斯列为“修正主义国家”，作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三大因素之一。而且特朗普还无端指责“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力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33]显然，由于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优势地位遭到相对削弱，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战略界对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以及大国竞争关系的判断。
第二，美国从零和博弈与“新冷战”的角度看待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和俄罗斯的网络活动，形成了“大国竞争”语境下的威胁认知。自华为在5G研发和商用领域获得巨大成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各种行政和立法手段对其进行打压和遏制，并称华为及其产品和服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华为的打压实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体现出美国在技术、安全和经济领域的零和思维，以及在高科技领域的“新冷战”思想。美国强调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干预并非等级制和单向的，而是非对称和双向的。[34]在网络空间领域，继《国家安全战略》发布之后，中国和俄罗斯被视为美国安全与繁荣的重大威胁，并频繁出现在美国各种战略文件中。在2020年3月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发布的最终报告中，美国继续把中国、俄罗斯等国家造成的威胁作为美国网络安全的最大挑战。在美国看来，这种挑战是全面和复杂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和技术等各个层面。
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调整的影响
基于“美国优先”原则和“大国竞争”话语的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调整，是美国试图以自身安全与繁荣为基础打造在网络空间的绝对优势、重塑网络空间大国关系的政治手段，但此举同时也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网络空间的和平稳定造成巨大影响。
一、增加全球网络空间的不稳定因素
在“美国优先”原则下，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体现出了单边主义、非共赢和排他性特点，尤其是在涉及本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等核心利益时，特朗普政府频频使用经济制裁、长臂管辖等单边行动来达到其利益诉求。[35]此外，在“大国竞争”话语之下美国的威胁认知发生变化，导致美国与其他行为体在网络空间中的摩擦和矛盾愈发普遍，竞争模式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零和性。尤其是在美国以供应链安全、基础设施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为由提出各种限制和制裁措施之后，相关国家和企业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和抵制，循环往复之下，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在网络空间中积累，不仅阻滞了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与缓和，也使得网络空间的稳定受到影响。
在人类迈向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的过程中，网络空间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网络空间的稳定也面临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在规则体系缺失，各方认知理念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面临网络治理能力不足和网络安全漏洞造成的压力，亟须新的应对手段和方法来确保自身的网络安全；另一方面，大国在开展网络行动尤其是进攻性网络行动时对网络空间稳定的扰动也更为剧烈。特朗普政府以所谓的“大国竞争”为由，采取激进和进攻性的网络空间战略，推动了网络空间的“巴尔干化”，冲击了原本脆弱的网络空间稳定状态。
二、引发网络空间军事化和军备竞赛
特朗普政府积极践行“网络威慑”战略，不断加大对进攻性网络力量建设的投入，并通过将网络作战力量融入其他军种的联合作战行动之中来推进网络力量的实战化，使得网络空间的和平稳定面临更多挑战。而且，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为网络军事行动赋权和“松绑”，并在《国防部网络战略》中提出了“前置防御”的作战理念，不仅赋予美军在其身处的世界任何地方展开网络行动的权力，而且要求美军在各种威胁发生之前就采取行动排除安全隐患。
在美国“以实力求和平”理念指引下，网络空间难以避免地走向军事化的危险道路。各国为了维护自身网络安全，以及在网络空间中谋求发展的基本权利，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以加强自身的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从而在客观上激化了网络空间军备竞赛。
三、加剧网络空间大国竞争和冲突
特朗普政府网络空间战略的一大特色就是突出“大国竞争”对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的威胁，并以此作为加强联邦网络系统安全与进攻性网络能力建设的出发点。随着国防部与国土安全部等安全机构在网络空间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在处理网络空间大国关系时也普遍从安全视角出发，以“泛安全化”的思维指导其政策行动和选择。例如，在所谓“黑客干预大选”事件中，美国没有寻求通过外交对话来解决问题，而是公开指责俄罗斯政府是事件背后的主使，并且开展了多轮的外交制裁、经济惩罚，包括关闭俄罗斯在美国的领事机构、驱逐外交官、制裁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及其领导人等。这一事件表明，特朗普政府已经不再寻求通过对话来解决网络冲突问题，而是不计后果地实施惩罚措施，其结果必然是激化大国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冲突。
四、迟滞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
特朗普政府激进化和进攻性的网络空间战略进一步加剧了网络空间的无政府状态，而其对多边机制的不信任和工具化态度更是令全球治理进程受到阻滞。特朗普政府不仅不愿意投入政治资源和财政资源来推动建设国际治理机制，而且视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机制为落实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工具，并抵制不能为美国带来实质利益的治理主张和治理机制。
例如，2017年6月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UNGGE）因为美国代表坚持在共识文件中加入可通过经济制裁、军事行动等手段回应网络攻击的文字表述而宣告失败。2018年11月，美国代表团拒绝在互联网治理论坛达成的《网络空间信任和安全巴黎倡议》上签字。此外，特朗普政府对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伦敦进程”也不屑一顾，不仅在政治上不积极参与，而且从资金方面也弱化了对该机制的支持。显然，特朗普政府对联合国等多边组织的网络治理规则没有兴趣，而是倾向于通过双边关系来达成新的网络安全合作协议，甚至试图通过国内立法加强此类合作，如《2017年美国—以色列网络安全提升法案》《2017年乌克兰网络安全合作法案》。
美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机制上的后撤不仅使联合国框架下的各项治理机制陷入困境，而且还增加了国际社会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等具体问题上的合作阻力，从而迟滞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
结 语
经过近四年的部署和构建，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已趋于成熟，其任内通过机构重组和政策调整，将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聚焦于国内网络和基础设施安全，以及进攻性网络能力建设，并以此作为美国应对“大国竞争”挑战和国内网络安全短板的主要路径。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原则和大国竞争话语影响下构建的网络空间战略，带有明显的单边主义和排他性特点，这不仅加剧了网络空间大国关系的紧张气氛，而且客观上加大了建立网络空间共同秩序的难度。同时，特朗普政府激进化的网络空间战略理念和进攻性的网络安全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网络空间的不稳定状态，其对国际治理机制的不信任和工具化态度也阻滞了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发展。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网络治理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106）的阶段性成果】
蔡翠红 王天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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